中国人还需不需要“良知文化”？ ——从两篇学术文章看古今人性理论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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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对于人性理论，在中国，古今形成了两大不同的理论体系，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思想是行为的基础，人们有什么样的思想基础，就有什么样的行为表现。现今中国社会，还需不需要人性本善的良知文化归来？欢迎读者们阅读两篇论文后在留言区留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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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浅析孟子的人性论与道德修养论》
摘要：孟子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明确提出了人性本善的论述，并认为善有仁、义、礼、智四端，但人的本心如不加以重视就会很容易丢失。因此孟子对此提出了通过反求诸己、立乎其大以及养浩然正气的道德修养方法保存自己善的本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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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人性问题探索》
这是一篇有代表性的阐释现代中国人性理论的文章，代表了很多中国人的观点，因为接受这样的教育。
核心观点：只有具体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最根本的是人能够从事生产劳动。人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它不是人的自然属性，而是人的社会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对于人的社会性、阶级性，作者论述的很深刻。）
力 匕
《浅析孟子的人性论与道德修养论》
柯江林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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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孟子的人性论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人性观点，孟子在对孔子人性思想的继承发展过程中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理论。
（一）人所异于禽兽的区别在于人性本善
人所异于禽兽的特殊性是孟子所提出的人性，张岱年先生所提道：所谓人之性，乃专指人之所以为人者，实即是人之“特性”。因此，诸如禽兽与人相类似的生物特性并不能称之为人性。孟子在其《离娄下》中说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认为人与禽兽的区别就在于人有人性，而普通人却容易把它丢弃了，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在于保留了人性，顺着人性即仁义去做一切事情，而人如果没有这种仁义的人性则不异于禽兽。在《孟子·公孙丑上》中：“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认为人如果没有这种善之本性便与禽兽无异，亦就不能被称为人，这种人所特有的人的善性是人之为人的基本特征，并且只有不断地扩充这种为人的善性，才能保持为人。同时禽兽是没有这种善性的，犬之性、猪之性与人之性是不同的。如果人们丢失了善心，对人的本性不加以悉心培育，就如同人们使用锋利的斧子将茂密的森林砍光，并放任牛羊将山上的嫩草吃光，使山变成光秃秃的一片，即人与禽兽之性也无所谓相异。
（二）善有四端
人性本善即人人都有其不忍人之心是人异于禽兽的主要特征，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孟子又以善有四端来进一步阐释他的人性观点。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人性中所拥有的仁、义、礼、智四种善端就如人拥有四肢一样是天生如此的，同情之心是仁的发端，羞恶之心是义的发端，谦让之心是礼的发端，是非之心是智的发端。人性中的四端对应着人的四心，仁、义、礼、智四端在人的本性中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它们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它们存于人的本心之中是善的。
（三）人的本心易丢失
孟子指出：人人都具有善端之心，人与人之间道德品质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差异是因为人在后天丢失了自己的本心。如在《孟子·告子上》中：“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丰收之年和灾荒之年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不同行为并不是由于天生的资质便是如此而是由于他们的本心遭到伤害，致使本心丢失。并提道：“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仁是人的心，义为人之路，人们放弃义路不走，丢失了仁心也不知寻回，是很悲哀的。鸡犬丢失了人们还知道去寻求，可本心不在了却不去寻求。在《孟子》中认为人们的善端都容易被外在的物质欲望所迷惑以致其丢失，如罗国杰先生说道：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与社会交往过程中，人们的本心会受到来自眼耳鼻身等声色货利的情感欲望的诱惑腐蚀。人的本心是相同的，但有的人最终成了有道德的“大人”，有的只是成了无道德的“小人”，大小人之差别是由于其自身的道德修养不同所造成的。不知道仁义之心而只顾追求口舌之欲的便是养其“小体”最终便是成为“小人”；而善养其仁义之本心的“大体”便最终成了“大人”，由于人与人在社会中所选择的路不同，最终便形成了道德品质有高有低的情况出现。
二、孟子的道德修养论
孟子的人性论认为人们因自身原因致使原存于人们心中的善端丢失，在本心丢失后需要求其放心，使人性重回善端，并将善端不断扩大。因此孟子提出了一些求其放心的方法，及如何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及保守本心、重回善性的途径。
（一）反求诸己、立乎其大
在孟子看来，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人有善端、有良心，但人如果丢失了作为人所特有的人性即善，便与禽兽一样了，无甚区别。因此，他提出人们在道德修养过程中一定要时刻提防自己的本心丢失，从自身内在的方面去寻求自己的善端，并将这种善端不断扩大，养其大者最终达到“大人”的境界。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这里所提及的“求得舍失”说的便是人性中天生所固有的善端去求索便会得到，不去求索便会丢失；而“求在我者”与“求在外者”说的是对物质欲望如财富美色的追求是属于自身之外的东西，不是自身所固有的，自身所固有的只有天生存在的善端，只有求其自身所固有的善端才会有所获得。而求回自己的本心之后还需要善养本心，立乎其大，如孟子提道：“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依靠心的作用立乎其大，将善作为最重要的品德加以培养并不断地扩充这种善端使之布于四体，只有如此其他一些小体如不当的声色口鼻之欲才不会扰乱本心，更不能夺其大者。而本心的善端在这种时候便会不断地得到巩固与扩大，自身的道德修养也会随之提高。
（二）善养浩然正气
中国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认为孟子所谓的浩然正气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一种神秘的修养境界。但孟子所谓气并不是内心状态，孟子宣称“气，体之充也”，以气与志相对立，他所谓的气基本上是指构成身体的东西。孟子认为保持本心，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不仅需要反求诸己和立乎其大，还需要善养自身的浩然正气。孟子在《公孙丑上》中提道：“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认为浩然正气很难用言语说明，它是集义与道相统一而生成的，充盈于天地万物之间，是至大至刚的一种精神气质，人们应认真地去培养这种浩然正气且不能让它受到损害，它就会充之于人的四体，无处不在，并能扩其本心的善端以发扬光大。
总之，人性本善、善的四种美德是我们当代应以提倡并将之发扬的，且孟子关于反求诸己、立乎其大以及养浩然正气的道德修养论对当代我们道德人格的塑造以及道德修养水平的提高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原载于《学理论》2019年08期作者柯江林，有删节
第二篇：
力 匕
《人性问题探索》
马莹伯 | 文
阝 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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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性问题的一个基本论点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最根本的是人能够从事生产劳动，而生产劳动从来就是人与人结成一定的关系进行的。除了生产关系这种最基本的关系以外，人与人之间还有各种社会关系。人从动物分离出来，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人性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它不是人的自然属性，而是人的社会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性决不是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东西，而总是历史的，具体的。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又说：“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这样观察人性问题，紧紧把握住人的社会性，人的历史发展，突出强调了人的思想感情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从而同旧唯物主义的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抽象的人性论严格地划清了界限。
显然，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否认的是抽象的人性，反对的是以这种抽象的人性作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的理论。他并没有否认人性的存在，也没有否认马克思主义应该有自己关于人性的理论。恰恰相反，他在这里阐明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性论。
但是，长期以来，毛泽东同志讲的“没有抽象的人性”却被解释为根本否认人性的存在，他对抽象的人性论的批判也被解释为根本否认一切关于人性的理论，以致“人性”成了禁区，碰之唯恐不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解。
现在，这个禁区被冲破了，人们敢于探讨人性问题，各抒已见，畅所欲言，这是极为可喜的现象。但是，讨论中有一种观点是我们所不敢苟同的，这就是：反过来又主张抽象的人性。
有的同志轻率地批判毛泽东同志关于“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的论断，说是“寓于各个人身上的共同人性是可以由人的思维抽象出来的，因而经过科学思维抽象了的人性是有的。”这完全是偷换概念，强词夺理。“没有抽象的人性”，指的是：人总是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实践的人，而不可能超社会，超历史，在阶级社会中也不可能超阶级。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反对对人性进行科学的抽象，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进行抽象。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篇被恩格斯称作“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经典性的定义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对人性作了科学的抽象。而那种把人性看作超社会、超历史、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性论，則是完全违背客观实际的，是一种反科学的抽象。
有的同志用“食色，性也”之类的说法来证明抽象的人性的存在。“食色，性也”，源出《孟子·告子章句上》，是告子讲的话。告子把人性说成是食欲、性欲，是一种自然属性，这显然是错误的。人和其他动物都有食欲、性欲，其区别在于：对于人来说，这些欲望之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都是社会的，而不是自然的。如果把人性看作是饮食男女、求生怕死之类的自然本能，那就无法理解“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样崇高的人性美。在文学创作中，究竟是表现人的生物性还是人的社会性，这是自然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区别。自然主义文学表现人的生物性，对人进行所谓生物学、病理学的解剖，它不可能正确地反映人的社会生活；现实主义文学表现人的社会性，对人进行美学的、历史的评价，这才能够正确地反映人的社会生活。因此，我们不能同意用“食色，性也”之类的说法来解释人性，必须历史地、具体地去观察人性，把人性看作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二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性问题的又一个基本论点是：在阶级社会中，人性都带阶级性，但又不是只有阶级性。
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与人之间形成了阶级关系，它在人的一切社会关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人性既然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然就不可能不带上阶级性，人的各种思想感情无不受阶级性的影响与制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同志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这就进一步划清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与抽象的人性论之间的界限。
但是，人的社会关系是多种多样的，阶级关系并不等于一切。除了阶级关系之外，人与人之间还有家庭、亲期、师生、同乡、民族以至人种等各种关系。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同志给湖南省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毛泽东同志要求党支部和乡政府对他的亲戚严格要求，放手管理，不要让他们有丝毫特殊。信里有这样的话；“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威，我是爱他们的。“这里，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把他对外婆家兄弟子侄的爱简单地归结为劳动人民之间的阶级爱，而指出这中间有亲戚之间的情谊。耐人寻味的是，从这封信的手迹可以看出，“又是我的亲戚”这几个字是毛泽东同志在写信时特地加进去的。可见他认为，只说“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我是爱他们的"，这不完全，不准确；必须指出在阶级爱之外，还有亲朋之爱，才完全，才准确。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不能把人性等同于阶级性，把人与人之间的一切感情简单地归结为阶级的感情。
今天，我们澄清了把人性等同于阶级性的误解，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对人性、人情的细致刻划与淋消描绘，这是极为可喜的现象。但是，在肯定这个主流的同时，我们也要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就是：反过来又主张超阶级的人性。
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超阶级的人性，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它决不是以阶级性“吞没”和“取代“人性，而是给了人性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为文学正确地表现人性提供了指导性的线索。方志敏烈士在狱中有一段自白：“我十分憎恨地主，恨资本家，憎恨一切卖国军阀；我真诚的爱我阶级兄弟，爱我们的党，爱我中华民族。为着阶级的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栗和菜根；不希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巢似的住所!不希罕闲逸，宁愿一天做十六点钟工的劳苦!不希罕富裕，宁感困穷!…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这是多么高尚的思想和情操，这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生动体现!我们决不能把原始社会中不带阶级性的人性毫无根据地美化，也不能把阶级社会中人性所带的阶级性不加分析地丑化。阶级性最终是要消灭的，但是这不能用人为地抛弃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的办法来实现，而只能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别的阶级，从而达到完全消灭一切阶级性的目的。
今天，在我国，虽然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牙盾，但是，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各种剥削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小生产习气的灰尘天天都向我们脸上扑来，人们身上的阶级性还远远没有完全混灭。在这种情况下，提侣文学作品去表现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往往会把带着各种剥削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的人性当作所谓超阶级的“永恒人性”来加以歌领和表现。这除了把文学创作引入歧途而外，是不可能有什么别的结果的。
三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性问题的另一个基本论点是：各阶级之间，在涉及利害冲突的问题上思想感情是对立的，而在其他某些问题上又不一定是对立的。
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里，各个阶级并不孤立存在，而是同处于一个矛盾统一体中，除了矛盾的斗争性外，还有矛盾的同一性，这就决定了不同阶级的人们之间，思想感情有差异的一面，对立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共同的一面。
在涉及利害冲突的问题上，敌对阶级之间可谓壁垒森严，不可调和。毛泽东同志说过：“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个话是有具体针对性的，指的是抗日战争中我们党的口号一定要和汉奸卖国贼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十分明显，这里说的是涉及利害冲突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上，不同阶级之间确实是针锋相对。列宁曾经引用一句格言：“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遣到反驳的。”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但是，只要再多走一步，仿佛是向着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谬误。如果认为不同阶级之间在一切问题上思想感情都是绝对对立的，那就是荒谬的了。试想，要是人们在一切问题上都只有差异和对立，没有统一和共同，那又怎么能够相互交往，怎么能够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呢?
拿道德来说，归根结底，人们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不同的阶级，由于阶级地位不同，其道德是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但是，在私人关系中有一些简单的道德准则，在公共生活中有一些简单的基本规则，它们是得到各阶级公认的。例如，今天各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经济地位不同的阶级都把偷盗、暗杀、流氓、虐待老人和儿童等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而相反的行为则得到普追的赞扬，尽管他们承认这些准则的出发点不尽相同，是否真正实践这些准则和实践到什么程度也不尽相同。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没有这些起码的简单准则，就将从根本上危及社会的存在，人们就将无法生活，这对各个阶级都是不利的。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毛泽东同志曾就因逼婚未遂抢杀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的罪犯黄克功的处理问题写信给当时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庭审判长雷经天，指出：“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觉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就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这里提到的“人的立场”，“做一个普通的人”，正是表明有一些起码的道德准则是人所公认的，是任何人都不能违反的。
拿美感来说，对于不涉及利害冲突的事物和现象，不同的阶级完全可以有共同的美感。雄巍的峨眉，妩媚的西潮，幽雅的雁荡，与夫“秀丽甲天下”的桂林山水，资产阶级能够欣赏，无产阶级也能够欣赏。许多山水诗、花鸟画也是如此。布置在人民大会堂的国画《江山如此多娇》、悬挂在联合国的壁毯《万里长城》，决不是只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才认为美，别的阶级就认为不美，否则，把它们装饰在那些地方就没有意义了，因为那里接待的不都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很多的倒是外国资产阶级及至王公贵族。孟子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他以此来宣扬抽象的人性论，那当然是错误的，但是，他指出的这种情况无疑是存在的，因为在不涉及利害冲突的问题上，人们并不总是象冰炭一样不能同器，象寒暑一样不可兼时。
如果说“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这个命题强调的是各个阶级的人性“同中有异”，那末，“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这个论断强调的则是“异中有同"。把这两个方面合起来，我们就能对于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获得一个更为全面、更为完整的理解。但是，这个“异中有同”的方面却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只准讲“异”，不许讲“同”，这种绝对化甚至达到了荒诞可笑的地步。我记得这么一件事，在十年浩劫中，一些被林彪、江青一伙所动的极左思潮毒害了的青少年竟然提出：十字街口红灯停、绿灯行，那是资产阶级的规定，因为红色代表无产阶级，绿色代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则应当反其道而行之，要绿灯停，红灯行。这难道不是愚蠢到了极点吗?而在当时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却谁也劝阻不了这些青少年，最后不得不由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同志亲自来劝阻，这难道还不是悲剧吗?
今天，我们批判这种把不同阶级间思想感情的对立绝对化的荒谬观点，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与此同时，也要防止另一种片面性，就是：根本抹煞敌对阶级问思想感情的对立。
这里，我想谈谈对苏联电影《第四十一》的评价问题。众所周知，这部由丘赫莱依根据拉甫列湿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描写了红军女战士马柳特卡同她所押送的白匪军官在荒岛上发生两性关系的故事，过去曾经受到过批评。然而，现在有些同志却为之叫好。有的说这里“写出了人性”，因为男女双方虽属敌对阵营，但都是人，他们在荒岛上的爱情生活是合乎人情的。有的说这里表现出“阶级性战胜了人性”，因为当白匪军官看到“自己人”的船只朝荒岛驶来而欢呼着奔向海滩时，马柳特卡最终还是开枪打死了他。这些说法实难苟同。被俘的白匪军官是高尔家克派驻邓尼金伪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反革命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马柳特卡则肩负着把他押送到红军司令部去的重大使命。他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阶级利害冲突。即使飘流到了没有人烟的荒岛上，这种利害冲突也并未改变，马柳特卡作为一个红军战士没有丝毫权利忘记这一点。怎么能够设想变敌人为情人呢?尽管白匪军官终遭击毙，但马柳特卡却又弃枪抱尸痛哭：“我的心爱的，我干吗了呢?你醒醒吧，我的心爱的蓝——眼—睛——的!"这不是有意抹煞敌对阶级之间在涉及利害冲突的问题上思想感情的对立吗?周恩来同志管经尖锐地指出：“《第四十一》中一个女的抓到俘虏后就爱上了敌人的眼睛，简直不成话，这是一种艺术上的堕落。现在看来，这仍是唯一正确的评价，面与此相反的评价则是错误的。
四
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性问题还有一个基本论点是：提倡革命的人道主义。
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同志为延安中国医科大学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里，“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个范畴被明确地提了出来。正如人性论有抽象的人性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之分一样，人道主义也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革命的人道主义之分。
毛泽东同志不仅提出了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个范畴，而且他的有些论述也可以认为是对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内涵的阐释。例如，他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这就是说，要肯定人的地位，珍视人的价值，尊重人的创造力。当然，这里的人是现实的人，社会的人，实践的人。他强调“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就是说，在人民内部要讲友爱，讲平等，对人类的蠡要坚决地进行斗争。他提出“救死扶伤”，也就是说，要尽可能抢救人的生命，减轻人的痛苦(正在作恶的敌人除外)。他为人民军队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明确规定*不虐待俘虏"，还曾指示“要把犯人当人看”。这就是说，对放下武器的敌人要讲人道，尊重他们的人身和人格。他指出，对于反动阶级，要“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这就是说，既要消灭剥削阶级，又要改造人，要把剥削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上这些，在我国的大地上，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都是见诸光辉实践的原则。无数革命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八路军战士对日寇怀着不共戴天之仇，却以慈母般的心肠从炮火中抢教日本小姑娘。不少国民党战犯乃至清朝的末代皇帝通过改造，获得了新生。……这是一曲曲多么动人的革命人道主义的颂歌!
革命的人道主义是建立在对人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基础之上的。它从社会关系中考察人类不平等的根源，认为私有制的存在是妨碍人的全面发展的症结，主张消灭私有制，消灭产生人压迫人的条件，以达到人的解放，使所有人的体力和智力都得到充分的发展，真正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人。显然，革命的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缓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完全一致的。它没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狭隘性和虚伪性，是人类历史上最高尚、最彻底的人道主义。与革命的人道主义不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主张用超阶级的“人类之爱”来解决一切社会矛盾，这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根本行不通的。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批判了“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之类的论调，这是从理论上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所作的深刻批判。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它的思想基础——抽象的人性论，就其理论来说，是错误的，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东西：但就其社会作用来说，则应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资产阶级在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后来由于它的对立面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才“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在这个转化的前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所起的社会作用显然是不同的。即使在资产阶级已经转化为反动派，转化为落后的人们，转化为纸老虎以后，资产阶级中有一些起来批判本阶级的“浪子"，他们的人性论、人道主义与官方的也仍有区别。因此，我们应当“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用人性论、人道主义来反对封建的神性、神道，这应当肯定：资本主义没落时期，资产阶级“浪子”用人性论、人道主义来同情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这应当支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用人性论、人道主义来掩盖剥削制度，麻痹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志，这应当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用人性论、人道主义来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应当驳斥。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一概骂倒，这决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把革命的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加以区别，没有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和作用加以区别，把人道主义一棍子打死，以致连“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个名词也成了忌讳，而神道主义、兽道主义得以乘机复活和肆虐。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期间，现实生活中演出了灭绝人性、慘无人道的悲剧，这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但同这种不加分析地大批特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不能说没有关系。
今天我们在拨乱反正中纠正这种“左”的错误是完全必要的。然而，这里仍然应当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候向，就是：转而对人道主义采取一概肯定的态度。
对人道主义的一概肯定和一概否定似属两个极端，但这不同的两极却是相通的，这个相通之点就是对人道主义都缺乏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在一概肯定论者看来，人道主义似乎是一种超时代、超阶级的全人类的思潮，革命的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没有多大区别，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和没落时期没有多大区别，在资产阶级官方身上与“浪子”身上也没有多大区别。于是，人道主义就是一切，一切服从人道主义，用人道主义来解释和说明一切文学现象，把我们社会主义文学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道主义，几乎成了一种趋之若的时髦。这不禁使我们回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在人道主义中，一切关于名称的争论都解决了。为什么要分什么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呢?我们都是人。马克思、思格斯对此给予辛辣的嘲讽：“为什么要分什么人、兽、植物、石头呢?我们都是物体! 显然，对人道主义不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一概加以肯定，那就会通过人道主义这座桥梁把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潮调和起来，这是一切决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所不取的。
对人道主义一概肯定的同志说：“现实主义文学与人道主义文学一向是并行不悖的。事实真是这样吗?否。且不说资产阶级的御用文人用人道主义来掩盖剥削制度，麻痹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志，饱们的作品决不可能是现实主义的，就是资产阶级“浪子"的人道主义也有两重性。当他们同情被压迫人民的不幸遭遇时，在他们的笔下会写出现实主义的箱章，而当他们企图用“人类之爱”来解决社会矛盾时，就势必违反生活逻辑，背离现实主义。以十九世纪法国人道主义作家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为例，作者在描绘新生的法兰西共和国粉碎旺岱反革命板乱的历史事件时，强烈谴责外国干涉者和贵族扼杀法国大革命的罪恶勾当，愤怒揭露叛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暴行，热情歌颂共和国士兵与劳动人民的血肉关系，这些描写是现实主义的，表现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积极的一面。但是，作品的结局却令人大惑不解；当革命军终于攻克叛军盘的最后一个巢穴，反革命头目朗德纳克侥幸逃出重围，企图卷土重来时，这个血债累累、顽固到底的贵族却忽然动了恻隐之心，甘愿留下来抢救即将被烈火吞没的三名无辜儿童，并束手就搞，而这三名儿童正是他残忍地扣作人质并下令烧死的。于是，革命军首领郭文被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所感动，居然违反他亲自签署的革命法律，宁都自己上断头台，也要放走杀人不眨眼的罪犯朗德纳克，给以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的机会。革命军政委西穆尔登也深深同情郭文的“人道”行为，在处决郭文的同一利那，开枪自杀。这样的描写根本不符合生活的逻辑，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在这样的指写里，现实主义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它实际上成了作者的下述思想的一个图解，“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消极的一面。由此可见，说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一向“并行不悖”，这是没有根据的。
革命的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我们也不能拿革命的人进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革命的人道主义作为一种道德伦理观念，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没有也不可能包括整个马克思主义。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时代，社会现象极其纷繁复杂，一个作家要正确地认识和反映这个时代的生活，分清什么是支流，什么是主流，什么是现象，什么是本质，什么是旧事物，什么是新事物，什么是看来面广量大、但终究是要被消灭的东西，什么是看来还不巩固、但却是不可战胜的东西，仅仅依靠革命的人道主义是不够的，他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企图以人道主义(即使是革命的人道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来说，未必是福音。只有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所谆谆教导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才是引导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正确方针，才是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康庄大道。
现今中国社会，还需不需要人性本善的良知文化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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